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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8月16日，日本最大的报纸《每日新闻》（《东京日报》）发行了一张双面空白的报纸。 从第二天到第五天，有些页面还是空白。 该报社长、关西本部编辑部主任等高级官员辞职。 随后，日本另一大报《朝日新闻》的高管也宣布辞职。

　　《朝日新闻》于1945年8月23日发表《自我道歉声明》，称自1931年9月18日事变后至日本宣布战败投降的10多年来，该报误导了日本民众，舆论。 据说，日本的战败也是新闻媒体的责任。 《每日新闻》高层表示，该报在战败前一天还在大喊“英美，焦土决战”，第二天又彻底改变方向，太尴尬了。

　　尽管当时日本两大报纸做出了“道歉”的姿态，但日本学术界和新闻界不少人士认为这还远远不够。 确实，日本军方打压重要报纸，强迫记者合作。 然而，报纸宣扬军国主义、煽动战争的行为并不全是被动行为。 《每日新闻》、《朝日新闻》等日本主要报纸是1930年代和1940年代日本狂热的军国民粹主义思潮的受益者，其销量和广告收入大幅增长。

　　前坂敏之，日本静冈县立大学名誉教授，长期在《每日新闻》东京总部工作，长期研究日本战时媒体控制、新闻史等问题。 前坂俊之以大量史料为基础，撰写了《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一书，批评了二战前和二战期间日本各大报纸向日本军方和右翼势力妥协的做法，并指出：可见，新闻界的日军抵抗和抵抗也不是没有可能。

　　1931年日本侵华，实际上源于少数年轻巨人的冒险。 日本政府和军界并不支持此举。 如果当时的主流媒体能够明确批评这种做法，就可能影响舆论、政府和军队。 他们也会迅速控制冒险的士兵，但事实上，大多数日本媒体在战争一开始就立即采取了支持入侵的立场，让军方的极端势力不断壮大，缩小了温和派的生存空间。 1931年至1937年，新闻界不断屈服于日本军民右翼势力的挑衅，从被动接受舆论控制到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炮制言论为侵略暴行辩护，日本军民右翼势力。事实报告。

　　“9月18日事件”爆发后，日本媒体迅速行动，在中国东北投入了大量报道资源。 这种大肆报道，无条件证实了军方策划制造的既定事实，煽动军国主义、爱国主义、对外拍摄。 性民族主义”。 1931年9月26日和10月1日《大阪朝日新闻》的社论标题分别是“决不允许他方干涉，维护我国帝国政府关于9月18日事变的声明，维护我国的合法权益”， “满蒙独立如果成功，将成为远东和平的新保障。” 该报还动员日本民众为侵华关东军筹集慰问金。

　　《大阪朝日新闻》此前是一家经常批评日本军方的自由派媒体。 为什么这家报纸突然改变态度呢？ 前坂俊之解释说，日本军方和右翼分子通过“禁购行动”使《大阪朝日新闻》的发行陷入困境，而其竞争对手《大阪每日新闻》则借机煽动战争情绪进行扩张。 循环。 日本其他主要报纸如《东京日本新闻》也面临类似情况，选择支持军队对外侵略扩张。

　　前坂俊之还强调，编辑发行的困难并不能成为一家报纸牺牲格式的充分理由，因为当时一些日本媒体和学者也对“9月18日事件”提出了严厉批评。 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教授横田喜三郎从国际法角度质疑日军：“他们以炸毁几米铁轨为由占领了南满洲最重要的地方……甚至如果最初的冲突是自卫行为，那么随后的所有行动都依赖于自卫权的行使是否有意义？”

　　仙台《河北新报》发表一系列社论，猛烈抨击军方的冒险行为和政府无力控制局势。 日本军方派出宪兵冲进“河北新报”总部，并威胁要结成不买联盟。 “河北新报”社长一力次郎回击称，“我们机构虽然积贫积弱，但也是一个言论机构。如果外界有任何干扰，如果有暴力来袭，我们的四百名员工我们公司的员工会团结起来，捍卫……他们不会在被轰炸时抱怨，是否结成禁购联盟，是读者的自由……”这句话的缩写是中国读者现在已经熟悉的内容。 “虽然我的报酬很少，但我还有两根可怜的骨头。”

　　“九十八事变”次年，日军在上海挑起战争。 但由于日军轻视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日军苦战不已。 在此背景下，日军开始大肆炒作“三弹勇士”，日本各家报纸纷纷热烈回应。 1932年2月24日，他们发表了一份经军方授权的报告，称三名日本兵欲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 他将一枚点燃的炸弹绑在身上，然后跳进铁丝网，“以英勇的牺牲为步兵进攻开辟了道路”。

　　“三弹勇士”很快被包装为日本现代军事之神。 他们被写入教科书，被授予荣誉，建造青铜雕像和纪念碑，并编辑传记。 日本电影公司拍摄了许多以此为主题的电影，其中有一些对武士表示钦佩。 女孩跳进水库自杀了。 70年后，驻伊拉克美军用同样的包装手法，塑造了一位英勇的女战士杰西卡·林奇。

　　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一书援引一名与三勇士同属特遣部队的士兵的档案证词称，三勇士实际上是被上级强行送到爆破前线个小时后数米之外，他们都纷纷倒下。 三人正要撤退，却被上级拦住了。 他们转身拿起爆破管，朝铁丝网走去。 还没到达铁丝网，爆破管就爆炸了。

　　“三弹勇士”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日军挑起的上海事变的失败结局。 日本媒体制定了更加巧妙的包装和炒作套路，这让他们得以不断宣扬“竹枪主义”和“肉弹战”的重要性，带动了一批又一批日本年轻人加入其中。皇军”而踏上“碎玉”的不归路。

　　在这样的媒体和社会氛围下，1932年5月15日，日本青年军官刺杀了主张改革军队、清算战争狂热的时任首相犬养武。 在这起事件中，日本军方甚至掐住了日本媒体的喉咙，后者基本不敢出声谴责刺杀事件。 日本媒体开始宣扬一种匪夷所思的观点，那就是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社会原因论”：经济这么不景气，社会压力和矛盾这么大，首先要找到社会原因和体制机制。发泄愤怒的原因，凶手和受害者应该凶手都是受害者，等等……

　　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后，中国国民政府向国联求助。 国联利顿调查组提出的报告，实际上是倾向于维护日本侵略的（既得）利益，诱导中日和谈。 然而这份报道却遭到了日本媒体的批评，因为它只是从字面上谴责日本。

　　日本各媒体的社论标题是——《东京朝日新闻》：《错觉、曲解、肤浅——发表的利顿报告》； 《大阪朝日新闻》：“充满了肤浅和自相矛盾”； 《东京朝日新闻》：《日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充满谎言的报道，这样的夸张和捏造太过分了”、《读卖新闻》：“从井里看天空”； 《后内新闻》：“非法诬告盛行”《调查报告》...

　　前坂俊之在书中指出，西园寺弘坊、斋藤稔等日本政府多位高级政要都批评了军省的独断专行，甚至不同意日本退出国联。 这本来可以遏制当时的日本外务省和军方。 部内力量年轻、强硬。 正是因为各家媒体加入了反对军方立场的合唱，温和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 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并认为自己是亚洲和世界秩序的挑战者。

　　走向特立独行的日本很快就开始清算那些不站在当局一边的学者。 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美浓部达义提出了国家主权论，并称日本天皇为日本（最高）国家机关。 这种说法与日本右翼势力和军队宣扬的统治理论以及天照后裔的永恒血统不相容。 。 昭和天皇其实很同意美浓部辰希的看法，因为这样可以减轻他过多的压力。 美浓部达己利用国会议员的身份多次在日本议会等场合捍卫自己的观点，并通过媒体报道进一步传播天皇署主义，加剧了右翼的仇恨。 最终，前者辞去议员职务。 以及学术职位，皇帝的代理主义被禁止传播。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各大媒体被政府传唤，要求其报道和言论必须严格配合国家行动。 因此，各家报纸在歪曲报道事件的起源和进展的同时，也一致将报道和言论的主题定性为“讨伐暴力中国”寻求合法性和合理性。

　　不仅如此，日本各家报纸还积极举办旨在扩大日本军民互动、夸大其参战程度的活动。 用今天的话来说，许多“线上活动”聚集了更多日本民众参与“线下”战争行动。 《朝日新闻》举办“军机捐赠”、“皇军慰问”等主题活动，《每日新闻》筹集慰问金和遇难者救助资金，《读卖新闻》等媒体捐赠报纸、被子、燃料。 。 最终，《朝日新闻》获胜。 该报提议进行为期一周的“神风特攻队”环球巡演，并筹集了巨额资金。 用这笔钱，它只建造了10架最先进的侦察机、20架战斗机和10架轰炸机。 共向侵华前线架。

　　“七七事变”后，日本媒体对战争宣传的回应非常积极，不再抵抗。 这并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表现，而是因为战争给这些媒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一书介绍了甲午战争开始后，各种报纸的广告和其他营业收入的大幅增加。 虽然后来日本报纸的发行受到战时纸张供应紧张的影响，但煽动战争带来的红利却让报业人欲罢不能，甚至进一步主动完善战时审查机制。

　　《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前坂敏之着（日文），颜英译，新兴出版社，201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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